学在官府(学在官府,以吏为师)

在历史中“学在官府”什么意思

“学在官府”的意思是官学合一。具体如下：

“学在官府”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学术和学校都由官府掌握或举办，即“学术官守”；第二，教师都由国家的官吏来担任，即“官师合一”。

西周时期，官府垄断了学校教育和一切学术文化。那时，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平民百姓不能进入校门早陵。

“学在官府”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西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结构。学在官府反映了教育是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平民和奴隶无权享受教育，体现了教育的阶级性。

扩展资料：

在西周时期，中央王室设立了国学，诸侯子弟在接受家庭教育的基础上，可以进入国学接受正规教育。所以，实际上的“学在官府”是“学在王室”。

虽然历史上也有诸侯立“泮宫”的记载，但在西周时期诸侯建泮宫学校的事例是罕见的。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诸侯因在政治上强大起来，从而也要求其子弟在教育上确实陆陪戚享受特权。

一方面大力加强家庭教育，另一方面蓄养文士，创办诸侯宫廷学校，从而把西周时期家教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促进了奴隶主上层贵族的学校教育向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乱橘过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学在官府

学在官府名词解释

“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对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也是我国奴隶社会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塌答.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规、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的礼器全部掌握在官府.

主要体现在：①礼不下庶人,学术和教育为王宫及各级政府把持,礼器也全由官府掌握,民间没有条件举行学术活动,更无学校.②官师不分,学校设在官府之中,官吏既是教育官员,也是学校教师.③政教合一,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不分,教育与行政合一.

由于只有官府有学,民间无学术,所以要学习专门知识只有到官府之中才有可能.这种历史现象有其客观晌运原因：（一）惟官有书,而民无书（二）惟官有器,而民无器（三）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崩溃而转向封建制,经济、政治的大变化,也变化在教育上.为旧经济旧政治服务的受贵族垄断的“团谨慧学在官府”的教育走向没落

学在官府的特征是什么

学在官府，是春秋以前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代学者章学诚对于“学在官府”的特征作了详尽的总结和阐述。他在《校雠通义》的《原道》篇中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他认为古代自从文字和书契产生以后，延自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学术发展史存在一个学术官守，官师合一，私人无著述的特殊阶段。当时“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同的职官掌握不同类别的典籍，因而官守的区分便是各种典籍的自然分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多处阐明了以上的观点，他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模氏祥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下》)这些分析虽然缺乏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角度作多方考察，推理颇为简单，但其立论却是大致正确的。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看，“学在官府”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夏、商、周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当时的土地占有形式不是私人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以奴隶主“国有”形式出现的。以天子为首，诸侯、卿、大夫逐级层递的统治集团垄断了社会的生产资料，为了支配劳动力生产，调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统治者需要有一定的法规和典章，这便是“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宫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的由来。从掌握国家档案、法典法规这些最初的典籍，到占有其他的社会的精神文化资料，垄断文化教育。由于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形态还处于较低级的阶段，社会文化还不甚发达，所以奴隶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结果，必然导致学术官守的局面。

春秋以前生产力较为落后的状况，也大大限制了学术文化的流传，影响了私人著述的创造。由于“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故在官者以肄习而愈精，在野者以简略而愈昧，此学术之所以多在官也”。礼乐器具的缺乏，限制了私家学术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策”“简”“牍”“版”等典籍繁重的制作工艺也使民间不敢问津，而“惟官有书，而民无书”“的状况，则必然窒息民间私学的萌生。

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也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的不断延续提供了维系的纽带。宗法制度是在血缘关系掩盖下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所谓“明等级以导之以礼”(《国语·楚语上》)，实际上是为了明等级、别贵贱，确立和维护奴隶主贵族集团世代相袭的尊贵地位，以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宗法制度导致在政治上为官者世代为官，世卿世禄；在学术上，官守学业，子就父学，依然学术官守。至于其他阶层的平民，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世代劳力，无由问学仕进。

从典籍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学在官府”的症结，在于“官守其书”，典籍为官方所垄断而不能流传于民间。章学诚依据《周礼》的记载，在《校雠通义·原道》中进一步描述了春秋以前官守其书的具体情况。他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旦搏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他指出：孔子以前，我国最早的典籍已出现，并为官府所掌，因此“六经”非孔子所作，而是“官司失守”以后孔子对周官旧典的整理和传述。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我核型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此期，周王室的权力日益削弱，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地位已形同诸侯小国，《国语·吴语》记载：“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在周王室衰微的同时，各国诸侯纷纷超越礼的规范，称王称霸，甚至掠夺周天子的土地和人口，拒绝纳贡。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下移，学术中心也开始由周王室分散至各诸侯公室，这是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此期周王室虽然还掌握着一些典籍和礼乐，但是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典籍，控制了学术和教育。“学在官府”由一个中心分散为若干中心。《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读《易象》和《鲁春秋》，不禁感叹曰：“周礼尽在鲁矣。”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给鲁昭公讲少妳氏以鸟命官的典故，于是，孔子向郯子请教官制，“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郯子虽然来自附属鲁国的一个小国，可他却深谙古代典礼。从郯子身上，孔子深切感受到周王室的学术官守终于被破坏，而学术礼制已经流散于四方。

由春秋以前的“学在官府”到春秋中后期的“学在四夷”，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经历了一次变迁。从这一阶段的变迁中可以看到，由于学术中心下移，不仅典籍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且官守典籍的封闭格局也被逐渐打破，周王室和诸侯公室的藏书开始对他国贵族和学者开放。典籍流传范围的拓宽，推动学术下移不断向纵深发展，昭示着我国学术文化繁荣和典籍初兴时期的到来。

中国古代学在官府还是民间

中国历旁岁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逐步走向民间。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奴隶制度解体，奴隶主贵族独占文化的局面被打破。诸侯争霸，各国开放运锋睁政权以延揽人才，又因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难，社会发生剧变。这一时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相互影响，标新立异。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所谓诸子百家，或者叫百家争鸣。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道家、阴阳学说、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基旅了宽广的基础，中国术语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或者“百家争鸣”时期。司马迁《史记》引述了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学说、儒家学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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