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行人物关系图(长歌行cp组合)

长歌行 作者的背景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入仕以前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自贞元十六年（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告衫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模友兆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旦租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长歌行》大结局是什么

大结局：长歌阿诗勒隼归隐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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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前夕，长歌与阿诗勒隼一同坐在郊外林中，长歌提起阿诗勒隼留下的提亲信，她应允了阿诗勒隼，此生有阿诗勒隼，她便足矣。随后，长歌问起了阿诗勒隼跟李靖之间的联系，阿诗勒隼称他在离开长安前见了李靖一命，他与李靖达成共识，他重掌鹰师助李靖破定襄之局，李靖则帮他救出大可汗。二人享受着大战前片刻的温情，阿诗勒隼提起长歌先前答应他的三件事情，他要让长歌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让长歌日后不得再跟他说抱歉与谢谢之类的话，至于这第三件事情，他相信来日方长，二人总会有时间慢慢提的。阿诗勒隼与长歌回到营地，郜都也已经前来与大军会合，李靖的一路斥候探得奕承的兵力，他派人前去突袭。另一路斥候迟迟未归，阿诗勒隼决定带领一路鹰师前去探查消息，长歌与郜都则留守于大账，处理磨闭并应急之况。

雷蒙率精锐护涉尔离开，他探得后有追兵，故让图鲁克先带着涉尔离开。涉尔希望雷蒙就此收手，雷蒙却生气于涉尔的不成器，让图鲁克强行带涉尔离开。穆金与阿诗勒隼率鹰师赶到，穆金带一队人马留下来对付雷蒙，阿诗勒隼则带另一队人马前去追涉尔。雷蒙杀了弥弥，穆金亲手杀了雷蒙为弥弥报仇，他认为雷蒙这一生只会服众于命令，永远不会懂得感情究竟是何东西，雷蒙至死前否认了穆金的话，他并不是服从命令，而是重诺，有些诺言他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遵守。

阿诗勒隼率鹰师拦下了涉尔和熊师，涉尔让熊师放下刀，他想要与阿诗勒隼一战。二人拔刀相向，涉尔却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剑，想死于阿诗勒隼之手，全天下也只有阿诗勒隼的刀配沾有他的血。阿诗勒隼及时收手，他让涉尔无需因别人的过错而惩罚自己，熊师是涉尔带出来的，他将刀归还给涉尔，让涉尔自己带着熊师的兄弟们去过自由的生活。二人始终是兄弟，阿诗勒隼相信待草原之战平息，草地长出新芽之后，他与涉尔还会再相见，还能一同痛饮马奶酒，真正较量一场。二人就此分别，阿诗勒隼命鹰师给熊师放行，让涉尔带兵往西走，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再牵扯进这些是非战中。李靖兵贵神速，破了定襄敌军，郜都则率军力前去抓奕承，可奕承根本不在马车里，反倒是各部落首领都被郜都劝降。奕承不随军出逃，长歌猜测到了奕承根本就没想逃，大军前往定襄王宫，奕承早就在大殿上等着大军来到。长歌独自一人来见奕承，奕承提起自己这坎坷的一生，她不过是一个宗室女而已，她这一生最荣耀的日子便是被封大隋公主那一天，所以她这一生都奉献给了大隋。三十年过去了，她被草原困住了三十年，心却没有离开过大隋，哪怕大隋的故土还在，但她的大隋却已经没了。长歌想让奕承随她回长安，她相信李世民会保奕承，奕承这屈辱一生早已经不求任何救赎，也不求任何的原谅，不过她还是要感谢长歌陪她这最后一程。话落，奕承推倒烛台，欲与长歌同归于态蚂尽，而宫外的阿诗勒隼刚刚赶到，他只飞奔向宫内，只因长歌还被困在宫中。定襄大捷，郜都匆忙赶回府里，他将大捷的消息告瞎迹诉杜如晦，杜如晦已经病入膏肓，他拼着最后一口气见了郜都与乐嫣最后一面，希望二人日后能够携手一生，而他这一生都奉献给了大唐，他了无遗憾。另一边，李世民误以为李长歌葬身于火海，他痛哭落泪，想知道长歌有何遗言，李靖不了解李长歌，只胡编乱造了几个，李世民一听便知道李靖的瞎编，李靖只好道出长歌与阿诗勒隼欲归隐山田，长歌不愿意透露去处，只让李世民将她的名字从史书上抹去，从此世间再无李长歌。长歌虽不愿意回长安城，但只要她平安在世，李世民便心满意足，也希望他所创造的大唐盛世能够如长歌所愿。而长歌与阿诗勒隼也终于在国泰民安后，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田园生活。

长歌行:阿瑾最后死了吗

长歌一直误会她妈阿瑾被李世民杀了，家人也被杀了，自然怨恨李世民。其实阿瑾真的很受李世民，只是他们不小心错过了，阿瑾被迫嫁给李建成，也造成了以后的悲剧。一边是老公，一边是真爱，最后阿瑾选择帮助李世民，让她觉得很愧疚。得知真相后，龙歌可能会放下仇恨，这也是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长歌母亲阿瑾玄武门事件自杀。其实阿瑾和喊仿李世民的关系并不简单。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什么争宠，但绝郑历纤对是彼此心中的重要人物。其实阿瑾喜欢李世民，但是别无选择只能嫁给李建成。唐朝建立后，李建成加冕太子，李世民加冕秦王。他们是一位母亲同胞的兄弟。自古皇族最无情。李建成觉得李世民对他来说是个威胁，所以想赶紧摆脱。李世民不是省油的灯。

阿瑾无意中烂慧听到李建成和李元吉试图在书房外陷害李世民所以他连夜写信通知李世民说阿瑾在玄武门事变期间自杀了，龙歌走上了复仇之路。原图中阿瑾是回纥郡长，后来和亲嫁给了突厥。她是被迫的。偏偏李世民带兵攻打突厥，救了阿瑾，把她接回家，给她取名李进。

李世民他带兵打仗的时候，阿瑾在家等他回来。没想到李建成把她当成自己的，所以李建成把阿瑾 from李世民。其实她心里爱的人永远是李世民，这也是为什么阿瑾会帮助李世民，而李世民放开龙歌的一些原因也与阿瑾。

据悉，龙歌不是李世民。虽然阿瑾和李世民之前有过关系，而且阿瑾也让龙歌发誓这辈子不会再有仇恨，其实她早就预料到了太子府所有人的下场，所以她让龙歌说出这样的话，把龙歌赶走了。有人怀疑龙歌是李世民的亲生女儿，因为龙歌和李世民关系不错，但她和李建成父女疏远了。长歌在二叔李世民的指导下长大，骑马射箭，她很完美。李世民把她当亲生女儿，玄武门之一阿瑾也让龙歌发誓他不会恨任何人。种种迹象表明李世民与阿瑾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李长歌历史原型

古装传奇励志剧《长歌行》已于昨晚登陆腾讯视频、山东卫视,该剧以初唐的一段历史为背景,讲述了励志少女李长歌追寻内心道义,从一心欲复家仇到以守护家国天下为己任,助一代明君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太平盛世的故事,通过一群初唐青年的成长,描摹了一幅青年励志群像图。该剧**摄起便受到诸多观众期待,播出后收视口碑更是双丰收。该剧由华策影视杭州剧集中心、琰玉影视、企鹅影视、琰然枯源影视联合出品,多年来,华策始终坚持“内容为王”,专注故事传递时代精神,为影视剧行业输出了《外交风云》《绝境铸剑》等诸多精品。电视剧《长歌行》播出后,中国唐史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杜文玉教授为华策秉承“以真善美为导航,以爱为导航”的创作准则点赞,称其“在电视剧创作上的‘破圈’——内容创新、艺术创新、价值引领、生态优化方面,发挥着非常好的行业标杆力量”。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唐史研究和教育的历史工作者,杜文玉教授看到了《长歌行》架构在初唐的宏观历史背景下,通过刻画人物展现出高于传奇故事本身的家国情怀,认为该剧场面宏大、主题明确、情节紧凑、服饰华美,是一部难能可贵的优秀励志传奇剧。谈背景:宏观历史背景下的传奇艺术构建电视剧《长歌行》的励志传奇故事构建在宏观历史背景之下。首先就剧中人物而言,李建成、李世民、魏徵、杜如晦、房玄龄、李瑗、王君廓、罗艺、魏叔玉、孙思邈、李承乾、称心、李靖等,无一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且这些人物的身份与地位大都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但毕竟传奇不是史实,因此该剧虽以初唐为大背景,但剧中女主人公李长歌与男主人公阿诗勒隼、永安公主等少数人为虚构人物。其次,该剧的历史大背景真实,如大家熟知的玄武门之变;“一代名相”魏徵原为李建成的部下,后被李世民收揽为自己的得力臣僚;河北地区原为李建成的势力范围,故李世民派魏徵巡视河北,安抚人心;李世民亲自进抵渭桥与草原部落对话约盟;李世民命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率大军征讨草原部落,获得大胜等,皆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在一些具体情节上,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如李世民立其子李承乾为太子,而李承乾做事荒唐,漫游无度;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死于其部将王君廓之手;名相杜如晦病死于贞观四年,电视剧中遂有多处表现其带病奔波并最终病死的场景;唐军平定草原部落后,迎回了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孙杨政道,这一切均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此外剧中对前隋公主形象的塑造,虽然在细节方面有所虚构,但基本符合其人物性格。据杜文玉教授介绍,远嫁草原的前隋公主义成在唐朝取代隋朝后,一心要恢复隋朝的统治,曾多次唆使草原部落进犯唐朝;比较有意思的是,剧中对魏徵之子魏叔玉与永安公主关系的表现,也是如此,永安公主本来对其情有所钟,但最终心有所属于皓都。据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唐太宗本来将其女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叔玉,魏徵死后,太宗怀疑其阿党,遂颁诏解除了婚约。电视剧的这种安排正是为了照顾到历史真实情况。谈创作:虚构但不虚无,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局空一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传奇剧,《长歌行》虽有虚构但不虚无。《长歌行》尊重并借用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宏观背景,在细节上,该剧均遵照唐朝历史加以打磨。在典章制度方面,比如官制、军制、服饰、建筑等,《长歌行》均与历史真实相对应。如李世民之女乐嫣,其父为秦王时封县主,其父为太子时为郡主,其父为皇帝时为公主,李长歌为太子李建成之女则封郡主,完全符合唐制。在称呼方面,剧中把县令称为明府,对草原部落特勤等官职的称呼,也符合当时草原民族的实际情况。再以服饰之制为例。杜文玉教授透露,“唐初规定,三品以上官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桐败瞎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剧中不同等级的官员,在服色上都有确切的体现,甚至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随着官职的升迁,其服色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在妇女的服饰方面,该剧体现出了唐初妇女服饰与盛唐时期的不同,甚至在胡人服饰方面也有所体现,如窄袖翻领等。该剧以李长歌的漫漫求道历程为时空跨度,让观众跟着李长歌去蜕变、求索并且找到自我救赎以及保家卫国的道路。一开始李长歌对李世民怀着强烈的杀父之仇,必欲手刃而后快,但是当她遇到阿诗勒部进犯唐朝边境时,遂又投入到抵御侵扰的战斗中去,以保护边境安全及百姓身家性命。在洛阳遇到大规模的灾疫时,为了救助百姓和防止社会动荡,李长歌也同样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奕承公主谋图_胁草原各部进攻中原时,李长歌又与阿诗勒隼联手,联合唐军挫败了其阴谋。在这期间,李长歌还奔波于草原各部之间,极力劝和,以避免相互杀戮。

李长歌真实历史是怎样的

1、李长歌是小说虚构人物，没有原型。2、李长歌，《长歌行》的女主角，为原太子李建成之长女，封号“永宁”，母亲是胡人。玄武门之变时全家被李世民所杀，其凭高超武艺并在众人的隐瞒下以“追捕过程中永宁公主连人带马坠入山涧”假死而逃脱，女扮男装隐瞒身份流落民间。表示自己从此将以诛杀窃国贼子李世民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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